三、合法性抑或合理性原则的纠结 确立裁判要旨的理由书指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最早起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
参见郑延谱、魏昌东:《国际反腐败公约与惩治腐败犯罪理念》，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2期;孙国祥、魏昌东:《反腐败国际公约与中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53页。根据我国《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合规意味着组织遵守了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也遵守了相关标准、合同、有效治理原则或道德准则。
（2）监察权尽管高度权威，然而，并不具有保障其自身实施的能力，必要的保障机制是其运行的基础，被监督者违反监督机制的程序性处置规范缺位，存在监督权空置的风险。OGE负责一年一度的30多万联邦政府官员个人财产审核，这些报告通过与否，通常决定着官员的去留。七是在发现犯罪行为之后，组织必须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措施对该犯罪行为作出应对，并防止类似犯罪的再次发生。笔者认为，（1）监察体制改革前的国家监督尽管主体多元，某些主体确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实的腐败治理成效表明监督效能仍存在严重短板：监督抽象、结果与外在监督多于过程与内在监督、无法介入权力运行的动态过程，司法监督限于犯罪结果发生后，将腐败过程监督授权于司法欠缺充分的法理根据。不以监察权为中心，无法把握改革目标的实现情况。
[13]监察权具有独立性与外在性，依赖于严密的组织系统方得有效运行，监察权地位的提升与国家独立权力的属性，意味着由行政区划监察机关及其派驻或派出机关统一行使监督权，对于接受监督的公权机关（部门）而言，监察委员会如何行使监督职责需要有明确的领导、组织与权力分配体制，对此，《监察法》仅做原则规定，存在职责履行的体制障碍。 [43]参见周琪、袁征:《美国的政治腐败与反腐败——对美国反腐败机制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甚至会探究这种权利的核心是自由权还是财产权？或者其他权利？但是，欧盟创立的被遗忘权，名为权利，实则是一种监管手段。
因为被遗忘权的运行必须经由一个机构对申请删除的列表内容进行审查、分类和处理。[14]尽管无法预知欧盟能否为被遗忘权提供更好的效力论证，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遗忘权的全球效力都只能是一种事实性的强制力。[26]被遗忘权的申请者是普通的数据主体，而承担审查和删除责任的则是提供搜索引擎服务的公司。欧洲媒体质疑谷歌团队审查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自2014年Google Spain案[1]以来，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早已不是新鲜事物，然而其冲击力却并未减弱。被遗忘权的规范效力问题被推向风口浪尖。
例如BBC就定期公布经申请被搜索引擎公司删除列表的相关信息的情况。并删除了大量类似于次贷危机中的银行高管、作弊的足球裁判、有劣迹的律师等争议人物的负面报道的搜索引擎列表链接。[3]实际上，被遗忘权的确立与实践，不仅加重了企业的运营责任，更引发了巨大的自由风险。在被遗忘权成为一种有法律效力的权利的过程中，欧盟并没有遵循受影响最大的跨国网络公司以及新闻媒体的意见，也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法律规范，更没有顾忌其他国家公民的意见，而是以一种近乎专断的态度推行其监管模式。
一种权利如果不是前政治的自然权利，就应该是运作良好的民主商议过程的产物，否则就涉嫌武断和强加。[23]作为实定法意义上的自由权，不仅在规范上有特殊表述，在保护上也有特别机制。[3] 王弼注、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3页。但现代法律已经从外在立法转向自我立法，具有了自律性质。
但相关的忧虑却很难因为法院的沉默而被平息。这类权利具有坚实的自然法基础，且在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法中都有明确表述。
因此，应综合权衡信息的重要性、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以及申请删除者可能蒙受的名誉损害等因素，对删除搜索结果的申请进行个案判断。而我国相关规范中未涉及删除的彻底性与义务主体的广泛性未必也是缺陷。
大数据运营使全球各地的人们超越时空限制，在经济和法律等维度彼此纠缠和互相拖累。因此，被遗忘权并不是我国当下紧迫的法律问题，我们应当以更加稳健的立场展开相关法律政策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而言就是联系日渐紧密的过程。除了学界对这一权利有研究兴趣外，相关市场主体对该权利并不太关注。[20] Cesare Bartolini, Lawrence Siry,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light of the consent of the data subject, Computer Law Security Review , 2016 , 32 (2) , pp.218-237. [21] [美]朱尔斯·科尔曼、斯科特·夏皮罗主编：《牛津法理学与法哲学手册》（上册），杜宴林、朱振、韦洪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页-24页。与此相应，以Google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公司在处理被遗忘权的删除申请时，其标准也不够清晰，甚至有任意之嫌。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利用经济压力迫使其以美国为首的数字经济伙伴对其被遗忘权逆来顺受。由于欧盟被遗忘权仅针对搜索引擎的运营者，而以百度为代表的中国搜索引擎企业在大陆以外的业务量非常有限。
大数据时代隐私与自由的根本冲突正源于此。[24]这种的自由是西方法律制度中稳固的自由价值，容易被理解。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相反，过度互联的网络空间所遭遇的管制甚至要严于现实空间。
一般行为自由还可以从政治哲学层面，细分为无干涉的自由和无支配的自由两个层次。为妥善保护被遗忘权的相关法益，不可亦步亦趋，而应选择更加稳妥的路径和方法。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人们经常谈论三种自由：无干涉（non-interference）的自由、无支配（non-domination）的自由和自律（self-mastery）的自由。[34]被遗忘权约束的数据企业的自由（freedom）首先是自由竞争，而数据主体之一的用户自由则是便利性。
欧盟通过一系列立法确立的包括被遗忘权在内的个人数据保护权（The right to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等适应互联网时代数据保护的权利总是试图将主体表述为everyone，但它们明显并不属于传统人权或自然权利的范畴。所谓无支配的自由，是指虽然存在干涉，但只要这种干涉是非主人式或非支配性的，自由就不会丧失。
康德的重点关注的是意志对感性冲动的独立。而在本案之前，大部分人都凭直觉认为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并非个人数据处理的控制者。
[23] 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但以不侵害他人之权利或不违反宪政秩序或者道德规范者为限。当然，自由恰恰是个复杂的话题。
更重要的是，被遗忘权是通过强调个人对其数据的控制权来实现相关法益的。欧盟法的一般司法原则与大陆法系类似，法院只能执行已经存在的权利，而不能创生新的权利。二、被遗忘权引发的自由风险 对法学研究而言，一旦涉及权利问题，自然会从权利属性、主体间性角度进行分析。这个机构如果不是官方组织，就是强大的企业。
换句话说，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令我国和欧盟过度互联。1995年指令第12条（b）项规定了数据主体有权纠正、删除或阻止不符合指令要求处理的数据，特别那些不完整或不准确的数据，第17条则描述了主张这一权利的几种条件。
但总体而言，被遗忘权对自由权的威胁并不像2014年Google Spain案刚判决时担忧得那么严重，尤其是被普遍担忧的被遗忘权对表达自由的损害。如果不将被遗忘权的效力全球化，相关法益的保护就纯属形式主义，欧盟由此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7]而选择的重要依据就是对各种法益的重视程度。未来的立法更需兼顾隐私、自由、安全和效益等多元法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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